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被引入，并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形成了数字经济新型的生产关系。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数据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大于0，即数据要素的投入使得总产出的边际效应递增，产量增加。原因在于，数据要素使得单位劳动或者资本要素可以创造出较高的价值，比如一是增大传统要素在价值链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价值，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提供数据增值服务，进而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总之，通过改变劳动、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配比关系，数字经济提高了技术和人力投入的产出比，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生产总值。

(资料图)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各地区传统经济及其所依托的现代信息网络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并不均衡，那么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是否会存在差异性，原因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在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作用。

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制造业转型及其存在的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沿线覆盖九省二市，横穿东中西部的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根据其地理位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中游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为下游。其上中下三大区域，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差距较大，产能沿江流向递增，而要素丰裕度沿江由西向东递减。

我们通过三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情况进行综合评分，从结果来看，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比较不平衡，江浙沪处于第一梯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处于第二梯队，云南和贵州处于第三梯队。随后，我们综合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和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以及融合应用三大维度进行考察，得到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字经济的综合得分情况，结果显示：2013~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上海、江苏、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长江中游地区各个省份发展差距不大，湖北相对较为突出；长江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级分化严重。（见表1）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也具有异质性。（见表2）

数据解读

1．长江上游地区。

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中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的铺设加速本地信息的流转速度，人才、资本的流入推动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

间接效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为：一是本地区四省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川渝两省市相对于云贵地区的产业基础更优，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较大。成都、重庆作为两个一级核心城市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集聚，存在虹吸效应；二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装备、资源依赖强，资本和知识匮乏、产业链环节较少且不完整的特点，以数据和要素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对其作用有限；三是本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无法充分扩散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至制造业转型领域，制约了升级发展的潜力。

2.长江中游地区。

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该地区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本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了效率，但对资源类产业过于依赖；二是技术具有时滞效应，观测数据收集年限较短，数字孪生技术、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初期引入阶段，互动关系尚未形成。

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的原因包括：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没有过度聚集到某个地区，不存在虹吸效应。当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时，本地区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获得生产过程的重新组织。

3.长江下游地区。

直接效应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可能的原因为：一是产业结构上更偏向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数字经济对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能够更好融合；二是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数字化产业在该地区相对聚集，发展基础较好，这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三是消费互联网发展突出，多元化的数字化消费需求能够拉动供给端的生产升级，形成良性的消费与生产互动循环机制。

间接效应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的原因在于：具备较好劳动力素质和知识存量，能够充分利用临近地区的数字技术和知识共享。本地区地处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之间协同性较好，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政策建议

随着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理的推进，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的直接效应分别呈现“促进-无-促进”作用，间接效应则呈现“抑制-无-促进”作用。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1.整体上应兼顾“有为政府”与“企业主体”。

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引导。依托长江经济带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加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调动各种资源培育市场。加大对长江经济带是落后地区资源、人才、政策的倾斜力度，强化对落后地区投资的优惠条件，共同培育数字经济、制造业转型方面的复合人才。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应用场景为关联纽带，明确“是否需要数字化改造，哪些环节需要，如何做？”等关键问题，避免进行无目的、无计划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以其为核心建立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平台，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结合自身情况，有选择性地接入互联网基础平台，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再造重塑，以此产业链发展带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

2.因地制宜，引导数字经济与区域差异化特色产业融合。

其一，针对长江上游地带，“引进、育人、互动中学习”。

首先，引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要用好自然资源丰裕、劳动力、土地成本低的优势，积极承接引进与数字经济关联度高又契合本土资源优势的产业，以优化本土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其次，推行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优化人才结构，加大对数字科技投入的支持，以提升企业对新兴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通过发达地区的技术转让或者溢出效应驱动区域内自有知识更新。

再次，降低引势利差。关注长江下游地区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云贵地区要主动接入川渝地区的地方性生产网络，充分利于互联网跨越空间的强大能力，用数据要素来突破省域边界，在“互动中学习”，以此推进本地产业升级。

其二，长江中游地带，“技术创新、干中学、资源协同”。

首先，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技术创新来挖掘产业发展潜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的内生增长。依托5G网络、数字孪生技术等，探讨产业研发、设计、包装、配送环节的流程虚拟化，模拟车间生产缩短企业成本。

其次，加大对企业人才的数字化知识培训，提升数字化技能，在“干中学”中融合传统制造技术与新兴技术。

再次，要加强城市群之间的互动联系，长江中游地区区域发展具有武汉、环鄱阳湖、环长株潭三大城市群，应根据产业集群特点，加快三大城市群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区域内的数字化联系，以此不同产业做强、做好。

其三，长江下游地带，“变革、育人育产、建立科研联盟”。

首先，变革研发、制造模式、服务等创新体系。要充分借助数字经济的正向推进作用，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整个价值链的智能制造。面向工业互联网以众创、众筹、众包、协同创新等形式变革原有研发体系。要以消费者为中心，柔性生产，精准服务变革产品服务体系。

其次，培养人才与新兴产业，鼓励建设新型劳动中介平台，在长三角区域更大范围内配置劳动力资源，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探索新工科人才培养，推进跨学科交叉研究。

再次，建立政产学研联盟，释放区域间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搭建区域产业共性技术与数据平台，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发现，其研究成果在区域内地区无偿或者部分有偿转移和扩散，建立区域利益共同体，以推动本地区制造业升级。

（张文英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葛建华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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